军事医学工程作为一种德性实践(9)

2.2.2 “外在善”：提升作战效能、服务战斗力生成——功利价值

军事医学工程的“外在善”源于军事行动的功利性。功利性是指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原则。军事行动中，从战略目标的达成，到具体的战役、战斗都有其直接的功利性。2500年前中国兵圣孙子就直言“军争为利”（《孙子兵法·军争篇》），认为“利”是战争的根本价值所在。《孙子兵法》十三篇，表现出强烈的有关利害得失的忧患意识及军事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孙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利”的问题。无论是从诸侯国的安危角度考虑，还是从具体的战斗指导着眼，无论是战与不战的考察，还是动与不动的决策，孙子都毫不含糊地要求人们进行全面周密的利弊权衡。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明确提出，“消灭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始终都是战争行为的唯一目标”[14]，战争中的一切军事活动都应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战争的功利性，要求军事医学工程必须注重“外在善”，注重现实的功利成果。军事医学工程从决策、设计到生产、使用与管理，应综合考量军事效益和军事目标的达成，满足战场的需要，服务部队战斗力的生成。军事医学工程的三种实践样态——以伤病救治需求为主导的伤病医学工程、以健康维护需求为主导的健康医学工程和以能力促进需求为主导的能力医学工程，从一定意义上讲都受制于军事功利价值的牵引与指导，且于演进过程中愈发呈递增之势。

3 军事医学工程的道德僭越

军事医学工程在统筹“内在善”与“外在善”的平衡中不断推进着军事医学工程实践的发展。然而，当军事功利价值高扬，人本价值式微，对“外在善”的追求遮蔽了“内在善”时，军事医学工程就会失去德性实践的本质，甚至演化为一种“恶”。正如麦金太尔所言：“如果在某个社会，对“外在善”的追求变得压倒一切，德性概念起初是其本性被改变，然后可能几近被抹杀，尽管还有可能有其丰富的影像。”[12]这种现象在军事医学工程的三种实践样态中都有所存在，且从伤病医学工程到健康医学工程再到能力医学工程，“外在善”（功利价值）对“内在善”（人本价值）的僭越愈发凸显，是军事医学工程中一切道德问题的直接来源。在此略举三例，以期引发对军事医学工程实践的深度思索。

3.1 伤病医学工程中生与死的取舍——战地类选

当战场出现大量伤亡时，如何对伤员进行筛选分类？如何确立先后救治秩序？如何优化医疗资源的使用？如何提升治愈率、降低死亡率？这是各国军事医学所面临的首要课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借助工程思维，进行系统设计。由此，战地类选（Battlefield Triage）概念运用而生。类选最初来自于法语，意思是对羊毛、咖啡等商品进行质量上的分类。战地医疗类选是指战争中根据战场病人的抢救价值和军事需要，对伤病员进行筛选、分类，而后确定先后救治程序，以确保最有效地利用医疗人员和医疗设备[15]。依据定义不难发现，战地医疗类选主要依托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对伤病员进行检伤分类，通常根据伤势等级，战场伤病员被分为轻伤、中度伤、重伤和死亡四种类型；二是确定优先救治程序。前一个环节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性判定，且技术越先进，检伤分类越高效准确。近年军事医学电子信息工程发展，无疑提升了检伤的效率，比如便携超声技术（掌上超声），因检伤分类迅速，简单操作便利，受到专家们的普遍推崇[16]。这也体现了军事医学工程发展带来的“内在善”。而后一个环节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性判定。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做法是，依据“先重后轻，先救后治”的原则实施救治，这也被《日内瓦公约》所明确，“只有医疗原因才能决定优先救治秩序”。然而，受军事功利主义的牵制，过度追逐军事医学工程设计的“外在善”，战地类选的良性法则时有被打破。比如，美军在其《紧急战地救护》手册中明确表示：极端境遇中应首先救治轻伤员，使其迅速返回战场，形成战斗力。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将重伤员推向死亡。一个典型的事例，二战期间青霉素刚刚被研发出来后，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美军的做法是优先保障轻病患者，使其重返战场形成战斗力，而不是首先挽救重伤员的生命。今天，纳米材料、外科生物材料等稀有卫生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也使美军内部面临同样问题——谁最先被救治？另外，对战地类选良性法则的另一道德挑战是，在战伤救治中，美军虽没有明确表示，但却存在首先救治美军伤病员、而后救治盟军伤病员、其次救治平民、最后救治敌军的类选模式。这与战场上伤病员身份为非战斗人员，应享有同样的人格尊重和医疗权利是相冲突的[17]，也是有悖于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治原则和救治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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