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的用人智慧

选人用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对选人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高度总结了选人用人的智慧。

选人：德才兼备，以德统才

在《资治通鉴》第一卷，司马光讲述了春秋末年“三家分晋”的故事，其中以较大的篇幅记叙了智氏被灭的事件，由此总结了选人用人的原则与标准。

春秋后期，晋国的实权由智家、赵家、韩家、魏家四个家族把持，其中智家的势力最大。智家的家主智宣子想让儿子智襄子（智伯瑶）做接班人，遭到家族军师智果的强烈反对。智果指出，智襄子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品德低劣，没有仁爱之心，“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但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选择了智襄子为家族继承人。智果为免受牵连，改姓为辅。

智襄子上位后，邀请韩氏和魏氏两大家族的首领韩康子、魏桓子做客。酒宴间，智襄子几次出言戏弄韩康子，侮辱韩康子的策士段规。有人劝他说，“一宴而耻人之君相”，灾祸很快就要降临到头上。智襄子听了却满不在乎。此后，智襄子又索要韩、魏两家的城池，韩、魏假装顺从，献城池于智襄子。智襄子进而贪得无厌地向赵家索要土地，遭到断然拒绝。智襄子大怒，率韩、魏两家讨伐赵氏，而对他积怨已深的韩、魏两家临阵倒戈，与赵家里应外合打败了智氏，杀死了智襄子。智氏家族因此覆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当初改姓的辅果。而韩、赵、魏三家由此强大起来，最终瓜分了晋国。

司马光指出，智氏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在选择接班人时，过于看重才能而忽略了品德。司马光按照“才”“德”有无将人分为四等：才德俱备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而在选人时，得不到圣贤，只有小人和愚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宁可选择愚人，切莫选择小人。因为愚人虽然无德，却也无才，破坏力不强。小人固然有才，但没有道德底线，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和麻烦。司马光的言论虽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德才兼备、以德统才，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中选人用人的主流原则。

用人：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关于“用人”，司马光推崇唐太宗的“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据《资治通鉴》记述，唐太宗即位之初，要求担任宰相的封德彝去考察和举荐人才，但封德彝许久都没有推荐出一人，还分辩说：“不是臣不尽心尽力推举贤能，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唐太宗生气地驳斥道：“难道古代的君王都是从别的朝代找到的人才吗？”

实践证明，由于唐太宗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工作，各方面的人才都陆续提拔到了合适的岗位上，朝中集聚了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人才班底。在一次酒宴中，唐太宗命王珪点评众臣，王珪回答说：“要论全面打理朝政且忠心耿耿，我不如房玄龄；要论随时可以带兵出征、才兼文武，我不如李靖；要论为皇帝上传下达而能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无误，我不如温彦博；要论在繁杂的日常政务中分清轻重缓急、做到众务必举，我不如戴胄；要论通过自己的谏诤，使君主克服弱点，成为圣明的君主，我不如魏征；但我在抨击坏人坏事、褒扬好人好事方面，要比他们五人都强。”由王珪的评论可见，在唐太宗“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方针指导下，朝中呈现出了知人善用、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在贞观后期的纪事中，司马光专门选取了唐太宗关于自己用人方面的五点总结，其中有一点就是“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方法：举之以众，取之以公

“三家分晋”的故事启示后人：选人重才能更要重品德

选人有“以德统才”的标准，用人有“各取所长”的原则，但在选人和用人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公平公正、人尽其才？司马光给出的方法是“举之以众，取之以公”。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德宗为代宗守丧期间，面对积压的大量人事安排，便授权宰相崔祐甫加以办理。崔祐甫在担任宰相不到200天的时间里，安排提拔了直接或间接认识的800多名亲信和熟人。德宗皇帝问他：“为什么你选的都是认识的亲戚或熟人？”崔祐甫回答说：“臣不认识的人自然无法知道他的才能和品德如何，怎敢加以任用呢？”德宗皇帝觉得很有道理。

但对崔祐甫的做法，司马光并不认同。他指出：仅凭一人之力，熟识的人总是有限的，即使完全出于公心，也不可能没有遗漏。因此，就要“举之以众，取之以公”。大家都说某个人是贤才，自己虽然不够了解，但仍可以先任用他，如果他干不出什么成绩，就辞退他；如果他干出成绩来了，就提拔他。凡推荐了贤才的人就给予奖赏，推荐错了的就惩罚。这样一来，进、退、赏、罚都是众人共同选择的结果，中间没有掺杂个人的丝毫私心。如果按照这一方法去施行，就不会出现埋没人才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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